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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页。

杜里希的理论将一般行为自由和一般人格权并列同样是对人格权的误解。自我实现的视角才能解释具体人格权在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才能够充分把握宪法人格权、具体人格权的法律内涵。

民法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在民事主体之间发生，民事关系是公民人格发展和实现的基本场域，国家并不直接参与。第四层级中，一般行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而康德运用他的理性批判对人的理性本质进行最为深刻的分析，提出了集大成的尊严学说，从而使人的尊严成为人及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康德又提出目的王国的设想作为个体尊严通向普遍尊严之路。公开丑化他人形象的行为。

但在实现这一使命，民法与宪法又有不同的方式。在尊严的两个面向中，即本质面向和社会面向，人的本质尊严是为基础，而人的本质尊严与人的人格实现具有同质性。早在1901年，樋山广业的《现行法制大意》中就已出现行政处分的概念。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钟赓言的《行政法》、范扬的《行政法总论》、白鹏飞的《行政法总论》和马君硕、林纪东、管欧、赵琛等人的行政法著作。国家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管理活动时，有时只制定抽象的规范，不对具体事情进行处理，这种行为被称为抽象的行为。[21]该书共8编37章：第一编绪论，包括行政与行政权、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学、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第二编行政法主体，包括行政主体、行政人、相对人，第三编行政法行为，包括行政行为概述、行政规范行为、行政处理行为、行政合同行为、准司法行为、行政补救行为、相对人行为，第四编行政法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法、国外行政程序法典、相对人程序规则，第五编行政违法和不当，包括行政违法、行政主体违法——违法行政、相对人违法、行政不当，第六编行政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概述、行政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划分、行政赔偿责任，第七编行政司法，包括行政司法概述、行政争议、行政复议、行政仲裁，第八编行政诉讼，包括行政诉讼概述、行政诉讼的历史发展、行政诉讼原则、行政诉讼主体、行政诉讼程序。[53] 参见龚祥瑞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196页。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但该书也出现了行政立法的概念，大致是指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活动。

1950年代传入的苏联行政法学更多地是使用了行政处分的概念，而且处分的手段非常多样化，这对于后来广泛承认行政处罚产生了重要影响。1989年，张焕光、胡建淼的《行政法学原理》在行政处理行为一章的行政决定之下设行政许可。抓住行政法律关系这一核心，就能把握行政法的本质。[1]1983年3月1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

到了20世纪80年代行政法学研究恢复初期，那些图书馆中尘封的民国法学著作成为一笔珍贵的遗产。[9]这一介绍虽然存在一定讹误，但也表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起步的行政法学者对旧中国行政法学的状况是大体了解的。[6]1983年，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出版发行。后者是指除必需符合一般条件外，还对申请人有特别限制的许可，如持枪许可、烟草专卖等。

该书指出：应始终把握行政法律关系的核心，并对之极力加以具体阐述。该书是一本法学化的行政法学教材，其体系、概念、范畴都对此后的行政法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4]1985年8月，姜明安留校任教后，将自己的行政法讲义《行政法学》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参考书目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教材、论文集和俄文、英文行政法著作外，还列有民国时期的陈体强《英国行政法论》、新中国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总则）参考资料》等。参与该书编写的应松年回忆称：在‘旧法学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冲走之前，通过对日本法学的继受，行政法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已经基本奠定。

该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在于解决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性，而在于解决行政管理活动的效力性（即合法性）。[19]该书与《行政法概要》在方法和体系上都有很大差别，在方法上该书已经摆脱了政治学、行政学的影响，在体系上也放弃了各论或分论部分，仅仅针对总论展开。在英美行政法方面，1986年，施瓦茨的《行政法》由徐炳翻译，在群众出版社出版。姜明安在其1986年教材中进一步明确：行政管理法规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和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在其职权范围内，根据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又如任命某人为国家机关干部，是赋予该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地位的行政措施，这种措施有时须经过审批，有时不须经过审批。[13] 参见[苏]C·C·司徒节尼金：《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制度和苏维埃行政法对象问题》，《苏维埃行政法论文选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其中的核心概念是国家管理。换言之，民国时期的行政法学、新中国初期的行政法学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后新生行政法学的基础，前后之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

[12]该书由7章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行政法的对象、渊源和体系，苏维埃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苏维埃国家管理机关，苏维埃国家职务，苏维埃国家管理的法令，保证执行苏维埃国家管理法令的办法，苏维埃国家管理中法制的保障。那么，相对于此前二十年的空白，面对法学人才和法学知识的严重短缺，其成就又是如何取得的？行政法学者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向前人学习。

[10]这种学习也使得应松年的教材与民国时期的教材、特别是范扬的行政法总论之间有了非常直接的联系。显然，这一线索也表明了当代行政法学的几大源流。

[5]1990年，姜明安在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一书在每一章之后都附有参考书目，其列举的早期图书和台湾地区出版的图书有管欧的《中国行政法总论》《行政法概要》、林纪东的《行政法新论》、左潞生的《行政法概要》等。[46]行政强制执行第一次出现是在1985年应松年、朱维究编著的《行政法学总论》中。而王名扬本人回忆时说道，在编写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时，‘行政行为一章没有人接受。1988年，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论》在书后列有三类主要参考书目，第一类是1980年代早先出版的行政法教材和宪法教材等9本著作，第三类是苏维埃行政法的4本译著，第二类则是同时期的台湾地区出版的6本行政法和宪法著作，包括管欧的《中国行政法总论》、城仲模的《行政法之基础理论》、林纪东的《民国宪法释论》、陈鉴波的《行政法学》、张家洋的《行政法概要》、马君硕的《中国行政法总论》。

行政许可既是对相对人禁止义务的免除，也是对相对人权利、权能的赋予。[42]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166-175页（应松年执笔）。

[48]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152页（应松年执笔）。三十年代后，中国行政法学的著作迅速增加。

这两本书的体系均源自苏联行政法学，但在概念术语上按照我国的情况稍有改变，例如，以行政管理代替了国家管理、以行政机关代替了国家管理机关、以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或干部代替了国家职员、以行政管理法规代替了国家管理法令等。总体而言，1980年代的行政法学仍属于起步阶段，并不发达，但仍可谓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12] [苏]C·C·司徒节尼金：《苏维埃行政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该书首先将行政法界定为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区别于从行政权、行政法的结构等角度对行政法作出的界定。学术界常有一种声音认为，新旧中国之间是断裂的，学术亦是如此。该书曾作为1985年行政法师资进修班的讲义印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两类规范所调整的行政关系都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19] 羅豪才主編（上杉信敬訳）『中国行政法概論ⅠⅡ』（近代文藝社、1995/1997年）。

[35] 参见[日]樋山广业：《现行法制大意》，《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第56页。20世纪50年代，我国也曾想开设行政法课程，就从苏联请了一个专家来，叫司徒节尼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行政法。

[18]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以下。该书指出，许可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或法人的请求而赋予特定的公民或法人某种权利能力或法律资格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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